“西京文獻”楊夫子
楊慶(1612年—1704年)，字有慶，一字憲伯，初號理齋，后更為潛齋，甘肅隴西人，自稱“雍野逸民”，明清之際的儒學家、理學家，關隴學派的代表人物。其一生著作繁多，共計十八種，一百七十二卷，有《吾從編》二卷、《四書講義》四卷、《蒙訓》一卷、《詩解》四卷、《禮解》十卷、《大學定本》一卷、《西文四編》四卷、《史略》十二卷、《大成通志》二十卷等等，被稱譽為“西京文獻”。
楊慶生于知書達理的隴西楊氏宗族，家風優良，以忠孝繼世，且世代書香，詩禮傳家，“王雅好書籍，慶曾祖昶亦有書癖。往來藩府，贈金帛不受，獨笥緗帙以歸，以故家羅鄴架”(《大成通志？首卷下序》)。楊慶自幼聰慧勤勉，傾心儒學，志向遠大，但“生平不慕榮貴，不騖聲譽”，年歲稍長后參加科舉，屢試不第。不過，楊慶并沒有執著應試之路，而是決定潛心讀書，鉆研經典，著書立言，“先生少負大志，讀書明理，屏去科舉之業，喜討論典故，凡制度、品章，下至一名一器，莫不旁搜博討。辨其所從生，而推之至于其所終”(《隴西金石錄》)。
當時佛、道典籍廣泛刊刻流傳，楊慶以為“皆非吾儒正道”，可儒學“未有全集統會，令學者一覽而了然，生欽仰尊崇之思，真缺典也”，于是他發憤撰述而裒集之，所見所聞，皆悉心記錄，立志于弘揚儒學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楊慶思索儒學的經世致用價值，并主動去探尋一條解決世道困境的新出路。他不滿足于舊典陳說，為增廣見聞，他獨身游走于齊魯燕晉間，觀摩祀典禮樂制度，求訪名師高士，與儒者君子相交會，于隱逸山林間增閱歷，歷經艱辛，大有太史公搜求訪游之志。《楊秀才墓表》中記載楊慶跋涉淇水一事可見一斑，“往中州過淇墜水，浮沉里許，恍惚見白衣引之登岸，聞者異之，以為德行之報也”(《隴右金石文存》)。
在周游訪學、集思廣益后，楊慶的理論和實踐基礎均已完備，于是他歸家靜坐，獨居著述。為遠隔市聲，他卜居于城西僧舍，俯而讀，仰而思，匠意于心，方始出之。經歷三十載、三易其稿后，終于完成《大成通志》一書。此書是楊慶儒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，也是儒家文化的百科全書，對于深化研究隴右地區儒學的發展與影響具有重要參考價值，后世也評價極高，“志為先圣而作，而其中禮樂詩書特致意于祭拜、享祀之儀，器數、聲容之度，考據博核，補益掌故。予所謂辨其所從生，而推之至于其所終極者也。終以《理齋說要》《節要》，于吾儒窮理慎獨之功大有發明，而學統以正”(《隴西金石錄》)。
《大成通志》有序跋兩卷，正文十八卷，卷帙浩繁，內容廣博，上自孔子及其后裔后學之年表、世家、配享、列傳，下自歷代尊孔祭祀、春秋秩節諸事均有詳論。按其編纂內容來看，主體部分著力于文獻輯錄與考證，自著部分集中闡發了楊慶本人的理學思想，“以正人心而移風俗，齊治均平可指諸掌”。楊慶把《中庸》《大學》的修平之道，融合在濂、洛、關、閩各學派的理性認知之中，使儒學思想顯得系統、沉厚而有活力。書中也有楊慶的個人新見和析疑之辯，考據精詳，擲地有聲，屢為后世征引。
楊慶生性文靜，不喜繁華，專注于學術，志趣唯在講學論道，“少交游，寡言笑，終日正襟危坐，不為茍動。而當其上下古今辯論，天人性命，儀數音律文字之學，則神氣發揚，娓娓不已”(《隴右金石文存》)。其為人忠良耿介，直言不諱，不論是對于世道政教之利弊，還是對于地方事宜的裁決，眾人無法決斷或不敢言說之事，惟有楊慶不會瞻前顧后，侃侃而談，“如鼎革初，有奉檄將括地加賦者，力陳不可，事得寢，至今趣之”。又如康熙四十年(1701年)，隴西持續干旱，四處田野龜裂，赤地千里，莊稼絕收，楊慶遂列舉明代隴西知府喬遷高當年救災的舉措，以督促為政者開倉賑災，解救災民。
楊慶還為人孝悌，恪守禮法，力求行為舉止皆符合規矩。辦理喪事和祭奠活動時，他必須親自參與，恭敬對待。為父母治喪，禮儀以《文公家禮》為準則，所有佛教法事及民間陋俗一概摒棄不用。楊慶撫養教育子侄如同親生，分配祖先遺留的田產衣物時，總是豐厚地分給他們。這一切皆源自純正的家學家風，呂高培言：“夫孝友睦姻出于天性，先生體于身，傳于家，稱于宗族鄉黨，儼為后學楷模。”
清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，楊慶無疾而終，享年九十三歲，鄉鄰贈以“西京文獻”匾額。后世對楊慶的評價極高，當地文人吳之珽推其為“守禮篤學之君子”“風教表率”，時任隴西知縣呂高培親自撰寫墓志銘，并將其與古代圣賢相比肩，“古荀卿、董仲舒、揚雄、韓愈之徒，皆立言以垂不朽，亦皆身歿而始表為先儒。《大成通志》，為孔子功臣”(《潛齋先生挽章集》)。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，地方士紳建名宦鄉賢祠，楊慶名列其中。
文末附吳之珽《哭楊潛齋》一詩，以見欽慕之情：
一夜星茫隕少微，士林酸楚淚交輝。
書成百卷言猶在，鶴駕三山事已非。
精舍漫聽流水去，草堂空見白云飛。
即今我有修明志，零落典型嘆失歸。
后學楊其忠也有挽詩云：
憶昔論文山墅清，一編青史漫相評。
思君不在琴書在，愁看藜床片月明。
(執筆：清輝)